日本人妻在日常生活中面臨沉重的『愛心便當』社交壓力，不僅要每天為家人準備早、午餐，還需在社交媒體上與其他家庭便當的華麗程度競賽，形成額外負擔 [1, 2, 3]。此外，日本缺乏普遍接受的保姆文化，社會普遍認為委托他人帶小孩是不負責任行為，導致許多女性陷入孤立無援的『One-ope育兒』困境，且很難從長輩獲得支援 [1, 2, 3]。
在經濟方面，日本家庭多由妻子掌控財政，丈夫每月只有約3萬日圓的零用錢，顯示其經濟地位不如部分台灣男性想像的強勢 [1, 2, 3]。與台灣父母常資助子女買房、結婚不同，日本子女出社會後需完全經濟獨立，父母少有金錢或人生規劃上的介入 [1, 2, 3]。
法律層面上，日本規定夫妻必須同姓，女性婚後需改隨夫姓，離婚時才能改回原姓，繁瑣的行政程序使許多不滿婚姻的女性選擇不輕易離婚，導致名為夫妻但各自生活的『卒婚』現象逐漸增多 [1, 2, 3]。此外，日本近年婚姻形式多元，流行的包括週末婚（平日分開居住，週末相聚）、友情婚（基於共識或長輩壓力的結婚）和卒婚等型態，反映出傳統婚姻觀的變化 [1, 2, 3]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