截至2026年4月，埃及政府债务占GDP比率约为87%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(IMF)数据，埃及位列全球第27位 [1, 2, 3]。该比率虽然不及日本（204.4%）、新加坡（171.9%）和苏丹（169.1%）等国家，但仍高于中东北非多数国家，包括突尼斯（84.9%）、约旦（81.8%）、摩洛哥（65.8%）和阿尔及利亚（59.2%），也远高于海湾石油出口国的22-43%范围 [1, 2]。
埃及财政最大负担来自高额债务利息支付和借款成本，中央银行利率维持在19%至20%的高位 [1, 2, 3]。此外，埃及镑近年来多次大幅贬值，推高了债务偿还和进口成本。埃及主要外汇收入来源如旅游、侨汇、苏伊士运河收入和外国投资，先后遭遇2011年阿拉伯之春、2020年新冠疫情、2022年俄乌战争以及2023年加沙冲突等国际危机冲击，造成外汇收入波动严重 [1, 2, 3]。
2016年埃及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20亿美元贷款安排，实施了激进的货币贬值措施，导致外债比重迅速上升 [1, 2, 3]。通胀压力持续增加，主要因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和根据IMF改革要求削减补贴，能源及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，民众生活水平受到压缩 [1, 2, 3]。
埃及前欧洲银行财务顾问Hossam指出，埃及的困境不只是债务占比高，更多在于人均收入低、外汇收入有限、货币频繁且大幅贬值，同时还需支付庞大利息和外债偿还，“单纯以『债务占GDP比率』来分析，埃及并非全球债务最危险的国家；但埃及更大的困境在于，个人均所得相对较低、外汇收入有限、货币曾大幅贬值且变动多，却背负GDP占比极大的政府债务，同时还必须支付庞大的利息和偿还外债。” [1]
埃及一建筑事务所负责人Ali表示，超过1亿人口的埃及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经济增长与债务削减的平衡，“真正的考验不只是能否把87%降到70%，而是能否在降低债务的同时仍能维持经济成长，让民众实质所得成长速度重新超过物价。否则埃及仍可能长期陷入『债务下降有限、利息支出沉重、货币频繁贬值、物价居高不下』的低成长循环。” [2, 3]
根据IMF预测，埃及政府债务占GDP比率有望到2030/31财政年度降至约70.8% [1, 2, 3]。专家指出，下一步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经济增长并提升民众实际收入，以避免陷入长期低增长和高债务负担的困境。
